近代法国史学家、艺术批评家丹纳尔在其所著《艺术哲学》有这么一句话：“一件艺术品不是孤立的,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的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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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纹饰是不同时期人们创造出的审美情趣精神外化的产物，与制造者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意识形态和民间观念习俗，甚至政治制度和经济水平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对于瓷器纹饰的研究，必然是历史化、多样化的。明清时期瓷器八吉祥纹饰的盛行，与其所处时代背景、藏传佛教的盛行、民俗吉祥文化以及社会风气是分不开的。

明清瓷器中的八吉祥纹，法轮、法螺、法盖、法瓶、盘长、经幢、莲花、双鱼本身就是藏传佛教八件法物。八吉祥纹饰在明清时期的盛行，与藏传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兴盛脱离不开关系，它是汉藏文化交流融合的实证。

藏传佛教，起源于印度，十三世纪初，藏传佛教传入内陆,俗称“喇嘛教”，元代主要宗教之一。明代元祚，但是藏传佛教并没有伴随元朝灭亡而消失，朱元璋在其执政之初出于政治目的对藏传佛教采取安抚政策,以维持明王朝在藏蒙地区的统治。

但实际上朱元璋本人对藏传佛教并不如何推崇，藏传佛教在洪武时期在内陆影响较小，这也可能是很少见到明洪武时期八吉祥纹瓷器的原因之一。

到了明代永乐时期，对藏传佛教实行拉拢政策，朱棣甚至派大臣前往西藏迎请宗喀巴，宗喀巴派遣其弟子释迦智赶赴京都朝拜皇帝，朱棣迎见释迦智后授与“大慈法王”的称号。

宣德时期，朱瞻基本人就对藏传佛教崇信有加，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宣德一朝八吉祥纹瓷器精美绝伦，且多为佛事祭祀供器和陈设品。明代中期，成化、弘治、正德三帝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考虑，亦或是本身崇信不已，对藏传佛教采取的政策依旧是示好拉拢与之保持良好关系。

成化时期在宫中大兴佛事活动已成为常态，为了适应频繁宫廷佛事活动，御窑厂承命制造相应用途的御用八吉祥纹瓷器也是理所当然，这些器物上有着浓厚的藏传佛教色彩。

明代晚期嘉靖、隆庆时期，“宗风衰息”，藏传佛教声势暂时有所衰退，但这一段时间里仍然生产了数以万计的八吉祥纹瓷器，这一点应该是因为八吉祥纹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再作为单纯的宗教纹饰，也有被世俗化后作为一种吉祥纹饰而存在。到了万历时期,藏传佛教又重新被皇帝所信奉。

纵观整个明朝，藏传佛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尊崇地位，喇嘛教寺院香火兴盛，仅在北京附近的藏传佛教寺院就有数十所。正是因为藏传佛教的盛行，宫廷佛事活动以及赠送西藏上层贵族的需求，八吉祥纹瓷器才能广为流传成为当时的一种典型纹饰。

八吉祥纹瓷器，从元代的初露峥嵘，到明代的盛极一时，这背后无不有着藏传佛教的身影。

藏传佛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会不断利用自身影响力渗透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瓷器的纹饰艺术。到了清代，满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信奉的是原始宗教萨满教，萨满教在原始渔猎社会就已经出现，即使到了今天，我国北方的有些少数民族仍然还保留有萨满教信仰。

但藏传佛教传入满族后，迅速收纳了众多信徒。满族未入关的时候，努尔哈赤便对藏传佛教的喇嘛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在入关之后，顺治帝于顺治九年迎请藏传佛教五世达赖喇嘛入京，接受朝廷册封。整个清代藏传佛教的盛行也由此而始，藏传佛教的影响也愈渐加深，八吉祥纹也继续沿袭了明代盛行的趋势。

藏传佛教的地位越高，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就越大。康雍乾三代推崇藏传佛教，这一时期八吉祥纹瓷器无论是从数量，还是精美程度都是远超清代其他时期。

乾隆时期，由于皇帝本人格外推崇藏传佛教，全国各地藏传佛教庙宇林立，宫廷大小佛堂内也供奉了各式各样的藏传佛教造像，甚至将曾经的雍王府改造成喇嘛教寺宇--雍和宫。乾隆皇帝作为清帝国最高统治者,对于藏传佛教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有着十分清晰的认知。

在这种统治阶级上层推动之下，藏传佛教的盛行乃是必然，八吉祥纹作为起源于藏传佛教的一种宗教纹饰，流行于各种器物之上也是情理之中。

出于政治目的，加之统治者高层本身崇信不已，藏传佛教在清代的兴盛乃是必然，自然在清代各个领域都能看到藏传佛教的身影。清代官窑和民窑均有生产八吉祥纹瓷器，流传下来的清乾隆时期八吉祥纹瓷器数量达到惊人的地步，足见当时盛行程度。

与清代前几位皇帝相比，受制于国力衰退，内忧外患，加之道光皇帝本人也对藏传佛教不甚热忱，特别是在以俭治国的思想影响下，朝廷一改从前对藏传佛教进行拉拢优待的政策，甚至为了缩减国库支出拒绝活佛入京觐见皇帝。

光绪年间，伴随着清政府内忧外患国事日衰，已经无力耗费巨资供养藏传佛教活佛喇嘛，统治上层对待藏传佛教的态度也已经转变。光绪年间的大臣不再跪拜活佛，对比乾隆皇帝接受灌顶时的顶礼膜拜，不难从侧面看出藏传佛教地位的下降。伴随着藏传佛教政治影响力的下降，导致官窑中八吉祥纹瓷器数量也明显下滑。

清代晚期内忧外患，国势日益衰退，清政府一改以往的礼遇政策，转而采取冷淡和疏远的态度，使藏传佛教的宗教地位日趋下降，同一时期八吉祥纹瓷器也在官窑瓷器中的数量骤然减少，但在民窑瓷器中却更加活跃，毫无疑问八吉祥纹在清末社会底层普通百姓当中已经完成了彻底世俗化，成为了一种吉祥纹饰。

清代藏传佛教的影响深入社会各个层面，上至影响国家政治，下到器物用具制造，甚至是瓷器纹饰，无不见藏传佛教的影子。明清八吉祥纹瓷器的盛行，与明清时期政府对藏传佛教扶植政策是离不开关系的。藏传佛教不仅仅在蒙藏地区深入人心，同时对汉地地区也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些影响在清代瓷器造型和瓷器纹饰上皆能清晰可见。

明清时期瓷器八吉祥纹的盛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却藏传佛教的影响，与当时所处时代民俗吉祥文化也有关系。

我国的民俗吉祥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雏形，各式各样的吉祥图案，都有着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它是人类渴求幸福生活心理诉求的外在显化。

瓷器纹饰与绘画艺术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具有更强的世俗性质。瓷器主要是官窑和民窑并行发展,这两条线代表了不同的审美特点,特别是民窑的世俗化特点,非常值得关注,这也代表了一种新的审美和文化取向。

八吉祥纹在明清时期，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色彩浓郁用以寄托宗教理念的瓷器纹饰，更是被不断世俗化而后形成的一种吉祥纹饰。它在明清时期，兼具两种属性，一种是宗教纹饰属性，在官窑烧制的大量用以宫廷佛事活动和赠送西藏上层活佛僧侣的器物，皆是怀揣宗教目的而烧制的。二是吉祥纹饰属性，八吉祥纹自诞生起就开始不断被世俗文化同化，最终也兼具了吉祥纹饰的属性。

民俗吉祥文化，是建立在原始神话的思维基础上的，万物有灵观念使人们在生存过程中，从崇拜灵异力量，到顺从神灵以求庇佑，从而形成了一种祈求吉祥、以利生存的心理机制，随着时间的变迁人类文明也不断向前发展，虽然原始的图腾崇拜已不多见，但是这种图腾崇拜文化演变形成了一个吉祥文化，是一种普遍的避灾怯难、求吉求福的心理追求。

民俗吉祥文化通俗来讲即是一种精神寄托，平常祈福遇事指望神佛仙魔保佑，寄托着人类非理性的依赖心理。当人类无法解决所遇到面临的苦难时，便会将所有希望寄托于神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演变，这一点未曾有任何改变。

明清时期大兴佛事活动，尊佛、拜佛、崇佛、礼佛，佛教元素器物充斥于周围，无非是希冀能够得到佛祖庇佑。

民俗吉祥文化也是一种风俗，在它的背后，折射的是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审美情趣、社会风尚。八吉祥纹之所以能在明清盛行一时，见于各式各样瓷器之上，并不断完成世俗化的过程里，民俗吉祥文化毫无疑问有着推波助澜之功。

清时期官方主流文化深受藏传佛教影响，而八吉祥纹作为藏传佛教里最典型的一种宗教纹饰，被广泛传播被民俗吉祥文化接纳也是情理之中。

在民俗吉祥文化影响下，事事必求吉祥，各种吉祥纹饰出现在建筑、瓷器、衣物、年画等领域之上，生活处处皆可见到。人们面对生活中种种不幸抑或无可抗拒的困难时，总会寻找某种物象给予自身心理安慰。八吉祥纹因其自身独特的宗教纹饰和吉祥纹饰双重属性，受到社会大众青睐也是在情理之中。

就民间普通百姓而言，依照原有世俗观念，人生最高理想无非就是长命百岁、子孙满堂、富贵长享、来世幸福。八吉祥纹背后带有的宗教思想，正好可以满足这些愿望。

八吉祥纹最初只是出现在佛教造像、佛教建筑、铜镜、年画、唐卡以及专门用于佛事活动的祭祀器物之上，后来随着文化不断融合，越来越多的日用器物中也能见到八吉祥的身影。流传至今的大量八吉祥纹瓷器，既有官窑所制，也有民窑所产。

八吉祥纹在明清时期漫长的六百年发展演变里，几乎彻底完成了世俗化进程，八吉祥纹、八仙纹两种分别属于佛教、道教的纹饰出现于同一器物上便是明证。

佛道融汇一体，同现于一器之上，这也是中国文化兼容并包、不断融合的特性造成的。在清代晚期，八吉祥纹无论是纹饰样式，还是布局排列，都较之以前有所突破。

为何会有这么多器型丰富、数量惊人的明清八吉祥纹瓷器流传至今，藏传佛教的盛行和民俗吉祥文化的影响是很大一部分原因。但是，从明代早期八吉祥纹简朴直率到明中期色彩艳丽，直到清晚期的繁缛精细，这种纹饰风格的巨大转变，还有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

瓷器纹饰也可以折射出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凋敝情形下，是不可能将华丽贵气、繁缛精致的纹饰装饰于瓷器之上的，明初整个社会风气都是“俭朴淳厚、贵贱有等”。

在这种社会大环境影响之下，纹饰风格必然不可能过于华丽明永乐甜白釉暗刻八吉祥高足碗的纹饰风格简练朴素，一是因为继承元代遗风，二就是当时整个社会风气都崇尚简朴，映射到瓷器纹饰上也便有了这种简练朴素的特点。

明代社会风气的转变，是从中晚期开始的。经济发展可以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由于当时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生活水平相对来说有所提高，整个社会风气也因此日渐由俭入奢,不见以往俗朴淳厚,反而奢靡成风，尤其是在嘉靖、万历以后，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掀起了一阵社会变迁的浪潮,原先那种安于朴素、淳厚尚简的风气,日渐被竞相奢靡的风气所替代。

单从服饰、饮食两方面，就可见明代晚期社会风气奢靡颓丧程度。服饰方面，一般百姓履丝曳缟、服竞华丽、比比而然。

瓷器作为陈设用品和日常用品，受到这种竞相奢靡的社会风气后变得繁缛精美，也是必然。明万历年间是明代八吉祥纹瓷器风格转变的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点，自此以后，八吉祥纹的风格愈发精致繁缛化。

清代整个社会都显露出一种奢靡之风，主要体现在衣食等日常生活方面.首先是服饰方面，清代前期,追求奢靡之风就已显现出来。奢靡之风作为社会风气具体表现,它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之一,意识形态会对艺术领域产生一定影响，而这种影响反映在八吉祥纹瓷器上表现为纹饰风格的转变。

明代早期和中期瓷器八吉祥也受到了“崇简尚朴”社会风气的影响，纹饰线条简练朴素，不加坠饰。但到明代晚期，“八吉祥”纹饰样式风格突变，一改前中期朴素之风，变得华美艳丽，繁缛厚重，清代“八吉祥”纹饰样式延续了明晚期风格，甚至更加精致繁缛，这种纹饰风格的变化与明晚期和整个清代社会风气是有一定关系的。

明清时期八吉祥纹瓷器的盛行和纹饰风格的转变，一方面与当时统治阶级尊奉藏传佛教，与对藏传佛教的扶植政策是离不开关系的。另一方面，八吉祥纹暗合民俗吉祥文化中普通百姓对吉祥纹饰重视，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于内，不断将八吉祥纹从一种纯粹的宗教纹饰世俗化为吉祥纹饰。

八吉祥纹虽然根源于藏传佛教，但是宗教纹饰和吉祥纹饰并不对立，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八吉祥纹瓷器不再只是统治阶级、佛教僧侣专用器物，也深入到寻常百姓家，出现在日用瓷器之上。明清时期八吉祥纹盛行，正是凭借以上种种缘由的合力推动，最后才成为当时瓷器典型纹饰之一。